 |
|
《互联网的误读》，詹姆斯·柯兰等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
对互联网，从来不缺乏误读。
比如，互联网是使我们更加聪明了，还是更加愚蠢了？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据答案，可以分成“聪明派”和“愚蠢派”。
尼古拉斯·卡尔是后一派的领头羊。他认为互联网把我们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变得更愚蠢了。他在自己的《浅薄》一书开头便指出，2007年，他意识到他自己的认知过程因网络发生了改变，但并非是朝好的方向。“我失去了我原来的大脑”，其原因在于网络那些闪烁的链接、嘈杂喧哗的多样性使人类变得愚蠢。卡尔认为，网络正在重塑我们的大脑，“网络弱化了我们对信息进行‘深加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支撑我们专注性地获取知识、归纳推理、批判思考、想象以及沉思的关键”。他引用了一系列关于大脑和行为的研究成果，借此证明互联网不但让我们能够进行不同的思考，同时也让我们的思考能力变得更差了。
另一场大争论的中心人物是《纽约客》作者、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他认为，社会化媒体作为社会变革工具的作用被高估了，因为社会化媒体激发的是人们之间的“弱联系”，而不是活动家们需要的、能够让人们为之去冒险的“强联系”。格莱德威尔的观点对那些认为社会化媒体是变革的唯一原因，甚至将这些变革直接称为“推特革命”的人是一种矫正。
虽然格莱德威尔也不认同那些主张社会化媒体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观点，但批评者认为，他忽略了社会化媒体快速传播另类信息和观点的能力，而这些信息和观点本来是难以达到如此广大的受众的。即便不能在社交媒体传播同直接行动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那也无法否认社交媒体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的重大影响。
仅仅举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从互联网诞生之初，人们就对这种横扫一切的技术到底对我们这个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众说纷纭。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柯兰等人所写的这本《互联网的误读》，不过是人文知识分子再次对互联网发展中或许是内嵌的技术乐观主义表示反对的一种回响。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那时互联网到处都引起敬畏和奇迹感，堪称互联网的“纯真年代”。
归根结蒂，互联网的误读实际上是来自于当初互联网的一些倡导者的信念，在那个“纯真年代”，互联网总是和这样一些美好的“大词”相联系——开放，自由，民主，平等，不一而足。然而今天互联网已经碎裂了，像柯兰等人在书中写的那样，它现在是一片矛盾的海洋。起初的军方试验田被一群奉行自由至上主义的大学教授和技术“极客”改造为精英保留地，然后随着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介入，互联网已然成为新自由主义分子、开源软件工程师、大媒体、大商业、民族国家的政府以及其他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的斗争场域。不过就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大多数用户可能还愉快地以为，自己是在风平浪静的海上航行，相信网络的访问是一种不知从何而降的慈善礼物。
忧心忡忡的柯兰们试图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网络用户提供一部指南。这本书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用劳动与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们的在线生存。在网络的葡萄园里，我们都是辛苦劳作的工人；很多人以为类似“脸书”这样的公司在提供服务，而实际上它们所铺开的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监控之网。除了揭穿“服务即奴役”，《互联网的误读》还花费大量篇幅解构互联网具有内在的民主特质的神话，这主要是通过对大媒体和大商业的抨击来完成的。全书有关互联网经济和监管的分析非常有力，给上一代的自由主义啦啦队的不切实际的鼓噪泼了冷水、降了温。
《互联网的误读》试图通过还原互联网应用的社会语境，解构互联网的各种神话，不仅包括天使化的神话，也包括妖魔化的神话。它的中心主题可以概括为：权力是至关重要的，互联网既可以用来加强权力，也可以消解权力或是绕开它。所以，互联网的内在本质既非民主也非专制，而是极大地——如果不是完全地——依赖于部署这一技术的语境。从来就没有什么技术的前定主义，一切都是路径依赖。
该书最后对如何实现一个更公平和更包容的数字化社会提出了解决之道。遗憾的是，就像大多数批评互联网的书一样，作者的诊断能力高于开处方能力。他们所谈论的有关互联网的规制与其他人谈论的对其他媒体的规制并无太大的不同，他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换言之，作者对互联网这种新媒体与此前的广播报纸等媒体的区别认识不足。这实际上是批评新媒体的人最易犯的错误。
作者暗示，互联网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的社会现象或社会变革，所有问题都潜藏于社会之中。但新媒体，无论它有多少不足，相对传统媒体而言，仍然构成了一场量子跃迁。
《 人民日报 》（ 2014年10月14日 24 版） |
